人物 | 庄士敦和他的中国-中英古籍善本研究院（庫巴）

2017年9月，笔者在英国友人道格拉斯家里与其家人共进晚餐，席间了解到，道格拉斯其实是一位苏格兰人。于是就有下面的对话。

汪：你觉得谁会是最有名的苏格兰人？道格拉斯：我会说，亚当-斯密（《富国论》作者，现代经济学鼻祖），亚历山大-贝尔（电话的发明人），亚瑟-柯南-道尔（《福尔摩斯》的作者），查尔斯-福布斯（《福布斯杂志》创始人），亚历山大-佛莱明（青霉素的发明人），肖恩-康纳利（007的扮演者之一），佛格森爵士（曼联足球队主教练），安迪-穆雷（温布尔登网球冠军），可能还有吧。。。

汪：全世界有超过十亿的人知道他们吗？

道格拉斯：呃呃呃，我想除了佛格森爵士（曼联）和肖恩-康纳利（007），别的人就不一定了。。。

汪：那你听说过一个苏格兰人，叫庄士敦吗？在中国，可能有十三亿人知道他。。。

道格拉斯：谁？

庄士敦爵士（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，1874年10月13日－1938年3月6日），英国苏格兰人，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的外籍导师。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，1898年赴中国，先后在香港、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，地道的“中国通”。1919年，经李鸿章之子的介绍，庄士敦应邀进入紫禁城担任溥仪的英语、数学、地理等西方学说的导师，备受溥仪的敬重，师生情谊深厚。1930年返回英国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，著有《儒家与近代中国》、《佛教中国》、《紫禁城的黄昏》等书，其中扛鼎之作《紫禁城的黄昏》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（中文，日文等）。 1938年在家乡爱丁堡病逝，享年63岁。

庄士敦师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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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士敦的最后时光，是在苏格兰的一座美丽的小岛上度过的，这个岛上迄今还有他的小陈列馆（如“皇帝厅”），珍藏着一些和溥仪/中国有关的文物。庄士敦在北京的门头沟有一栋老别墅，是北京市重点文保单位了，笔者去看过，也算是对这位贯通中西的杰出苏格兰人表达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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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士敦门头沟别墅 -乐静山斋有个小插曲，贝托鲁奇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，彼德·奥图Peter O’Toole饰演庄士敦。该电影拿下了九项奥斯卡奖（不仅仅是提名啊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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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看待庄士敦呢？首先庄士敦是一个中国通，他对中国的历史，佛教，儒教，人文有深刻的研究。这使得他能跨越自己的文化，和东方的君王溥仪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这种友谊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来自师徒间传道受业解惑而产生的，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专门有一章介绍庄士敦，溥仪认为庄士敦的中文比他另外的师傅（来自闽县/福州的陈宝琛）还好懂，溥仪在大婚之日，赏赐庄士敦“一品顶戴”（这是有行政级别的干部啊），庄士敦还给溥仪起了个外文名字“Henry”，溥仪则评价庄士敦是“我灵魂的重要部分”（《我的前半生》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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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士敦本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，主修现代历史、英国文学和法理学，西学肯定贯通。而初到中国的他，在英殖民政府任职，并在威海卫，先后任政府秘书、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（能熟练使用威海卫当地方言），后获英国政府授予“高级英帝国勋爵士”勋章。庄士敦迷恋中国文化、历史和风土人情，并积极致力于对儒、释、道、墨以及中国地理、唐诗宋词的研究，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名山大川和名刹古迹，在游历的同时切身体会当地风土习俗，写出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，这些书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（这也是笔者对之感兴趣的原因）。庄士敦特别被佛教哲学深深吸引，他大量阅读佛家经典，遍访名山宝刹，与众高僧法师探讨佛教理论，认为“佛教思想较《圣经》远为深奥”。1906年，他沿长江而上抵达四川、西藏。1908年，他到达了五台山、九华山、普陀山等地，沿途考察佛教圣地，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第一手资料。1913年，他再次走上普陀山之行研究观音文化。在此期间，他沿途实地考察著成《从北京到瓦城》、《佛教中国》等书籍，提出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，方能彰显中华文化之精髓，是拯救未来世界之良方。庄士敦以官员兼学者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。作为“帝师”，庄士敦比别人更容易接触到各种史料，而他中文的功底极大地帮助了他理解中国文化。

早在1901年，庄士敦以 “林绍阳”的笔名在伦敦出版《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》一书，批评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，这甚至于引起英国宗教界的不满，称他为“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”、“英国的叛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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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士敦最为经典的论述是：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，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，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。”为此，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西方化改革的企图，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变相传教行为。同时，庄士敦也反对中国自身的激进思潮——革命。他认为如果完全摧毁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，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。庄士敦这样描述：“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，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，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、生活哲学、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，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、进步与强大，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，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、她的幸福来源，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，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！回到英国后，庄士敦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，兼外交部顾问。1934年，庄士敦回到中国，把他写的《紫禁城的黄昏》送给溥仪，请溥仪为其作序。此时溥仪暂住天津，正为南下还是北上而犹疑，两人曾为此密谈数日。1935年，庄士敦再次来到中国，到长春觐见溥仪（此事溥仪已经投日）。溥仪设下家宴招待庄士敦，希望他能留下辅佐自己，但庄士敦婉拒了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。从1931年到1937年，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汉学，继续传播着中华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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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士敦一生未婚，晚年用其著作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个小岛，给其岛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、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，并升起满洲国的龙旗。还在其住所办了个陈列馆，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、顶戴、饰物等物件。终其一生，庄士敦都热爱、眷恋着中国。在他看来，中国应该通过君主立宪过渡为现代国家，在皇室的继承中保存上溯千年的传统和文化。 但这样的遐想在其有生之年面对溥仪俯首日本为傀儡而已开始瓦解，他最终拒绝了溥仪的挽留，离开了中国。1938年3月6日，庄士敦带着些许遗憾和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在家乡爱丁堡逝世，享年63岁。这里有个小插曲，庄士敦最后住过的苏格兰小岛（以及岛上的陈列馆），几经易手，现在由一位前华尔街银行家拥有，有一年该小岛被拍卖，居然流拍了（大约3千万人民币，想想看，光溥仪送给庄士敦的物品，拍卖的价值都远高于3千万）